刘再复:作家只有先审判自己,才有资格审判时代

  刘再复:作家只有先审判自己,才有资格审判时代
  

要真正从“灵魂深处”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真正从“思想深度”上提升我国当代文学的水平,必须从“审判自己”开始。作家也只有首先“审判自己”才有资格“审判时代”。
  

编者按:本文是刘再复先生《我的写作史》一文的上半部分,文章发表在《华文文学》第三期,经先生授权共识网全文首发。现标题为编者所拟。限于篇幅,文章下半部分之后再刊布。全文目录见下——

写作的五个向度

“我注鲁迅”和“鲁迅注我”的幼稚开端

人性真实的第一次呼唤

主体飞扬与超越惹起了纷争

为了现实对话的传统批判

走出共犯结构和中西文学的宏观比较

第二人生的自救性写作

告别革命两边不讨好

返回古典与梦醉红楼

两座地狱之门的发现

捍卫个人五四和拒绝孔子还乡

人性真实的第二次呼唤

历史长河中的15种思想颗粒

最后的觉悟:无目的写作

写作的五个向度

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思想者自述史”丛书,邀约我加入。答应之后,我才发现“自述”的条件并不成熟。因为通常“自述史”,总是回避不了“生平史”,尤其是生平史中的关键性事件,例如我就回避不了那个举世皆知的事件。在那个大事件中,我经历过回国、参与、逃离、漂泊、反思、回归。这段经历,涉及到很具体的历史成能还原鲁迅作为“人”的世间性与妥协性。所以在我执笔的部分中,特别设置了“初婚”一章,即叙述鲁迅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朱安的婚姻状况。这在八十年代初也算是一种“突破”。我在《传》中如此写道:

鲁迅二十六岁那年,他还在日本留学,一个关于鲁迅与日本女人结婚的谣言,传到绍兴。鲁迅的母亲周老太太吓坏了,便匆忙地决定鲁迅的婚事。新娘朱安,出身在绍兴城内的一个富裕人家,是鲁迅叔祖母玉田夫人兰太太的同族。她裹着小脚,身材矮小,不识字,但心地善良,性情温和。鲁迅同情母亲的寡居生活,他想,“母亲需要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鲁迅妥协了,回国按旧式婚礼完了婚。此后几十年岁月中,他同朱安都保持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没有恨,没有欢乐,没有争吵。一九一九年,鲁迅三十九岁,才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同祝他们各住一间房子。一年四季,他们之间仅有的联系是固定的。清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淡淡“噢”了一声。到了吃饭时间,又是一声招呼和一声轻轻的回应。晚上朱安睡得早,睡之前来到鲁迅房前关照一下:“门关不关?”鲁迅也照样是一声简单的回答。鲁迅对朱安没有爱情,但对她的人格是尊重的。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仍然一直供着她的生活。朱安对鲁迅也一直怀着深厚的情意。鲁迅逝世后,她继续陪在鲁迅母亲身边。老人逝世后,她对鲁迅的友人许寿棠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对鲁迅“初婚”的这一节描述,在当时成了新闻,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均以“鲁迅初婚的首次披露”为题作了报道。国内的《文汇报》和《中国青年报》也报了《鲁迅传》的出版消息。我特别高兴的是收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钱谷融教授的祝贺信,他在信中特别称赞我敢于书写鲁迅的“初婚”一章。

尽管《鲁迅传》有所“突破”,但是整部传记的基调还是以热烈的讴歌代替了冷静的描述。在歌吟鲁迅的战士性格时还是回避了他主张“党同伐异”、“一个也不宽恕”等偏激思维。鲁迅对中医、对梅兰芳、对李四光的嘲弄,我并不赞成,但传记中也未能体现。很明显,太“为尊者讳”了!

在东京大学进行自我反省之后,我虽然不再研究鲁迅,也告别圣化鲁迅的思路,但仍然觉得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确实无人可比。我虽然反省了以往过分重视他的“革命家”形象,但仍然认为,鲁迅无愧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所以,当夏志清先生贬抑鲁迅时,我仍然承受不了,不得不和他进行一场认真的争辩,尽管我也很敬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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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妮宝贝到庆山:曾经徘徊的精灵“转型”为布道者
  

《月童度河》并非转型之作,虽然笔名已改为庆山,却仍是安妮宝贝的腔调,和过去一样,她有成为杜拉斯的潜质,却依然未能完全释放。
  

对城市生活平庸与无聊的批判,加上对终极解决方案的礼赞,于是,庆山写完了这本《月童度河》,依然以我为视角,依然散文化,依然由跳跃的短句拼凑而成。

一直对安妮宝贝有期待,因为她的感觉特别灵敏,且对语言有近乎残酷的追求——仔细品味,她其实是位方言色彩浓厚的作家,偏偏她并不炫耀具体的词汇,而是袭取了宁波话的节奏,直接、跳跃、琐碎、形象。

安妮宝贝的写作充满参差感,她总是一边码放生活细节,一边又不断扔出警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许多女作家写作的共性,她们无法长时间专注于一个话题,既沉溺于诗化描写的技术自信,又生怕读者看不懂,只好经常站出来加以说明。可惜的是,安妮宝贝太沉溺于金句,而语言的漂亮不免会约束思想的深度。

作为语言,乌鸦与鸽子、阳光与暗夜、烟囱与旗帜、歌声与沉默之类总是优美的,意象对立越鲜明,张力便越强烈,可作为思想,这却是简单粗暴的,它会引诱写作者不自觉地将现实分为黑与白两个部分,将自己并不确定的、虚拟的正确置入其中。

在安妮宝贝的笔下,现实的生活与想象的生活便构成了这样对立,而从污秽中拯救出片段的美、从中获得永恒的感悟,成了作家孜孜以求的所在。可问题在于,真有所谓想象的生活吗?如何证明这个想象的生活不是一个骗局、一个幻觉呢?刻意把握的那一瞬,真的有意义吗?

从来不觉得安妮宝贝是小资作家,她写了许多红尘中挣扎的无奈,忧伤于被欲望调戏的生活,她对飘忽不定的感情充满怀疑,她的女性意识与城市感相互渗透,结合为对此岸的厌恶与疏离,可矛盾的是,她偏偏要用美文来表达这一切。

或者,在安妮宝贝的内心被植入了太多的律条,在教育、传统、文化的规训下,这些律条已成为她认识自我的基本坐标,由此产生了一个深刻的误会,使她对生命的探索变成了对新律条的编织,甚至以为这就是成熟。

可以从《月童度河》中试举一例:“不需要界定或审判他人。如我们这般的凡夫俗子很少能真正了解到真实。只要保持基本善良,不去故意伤害谁。也不需要对他人的言论流露出反应。这种反应里有自己的心魔。”

在这段不长的话中,安妮宝贝以理想生活的卫道士的口吻,居高临下地教训着读者,或者说提醒着自己,而这与当年的安妮宝贝相差甚远,似乎预示着那个充满狐疑与忧伤的安妮宝贝,正在滑向对万事万物都有确定答案的中年妇女。可问题在于,这些貌似正确的律条们不正是构成现实艰难的肇因吗?以建造好世界的名义,我们曾怎样地彼此伤害?为何安妮宝贝转了一圈,却又回到了这个起点?

安妮宝贝在写作上总有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悲悯、感慨、反思、批判、荒诞等等,这些在她的笔下都存在,可哪个都没能写到位,因为她缺乏一项关键能力,即:深入。

安妮宝贝是站在生活表象上去批判生活的作家,灵动且有趣,她的观察能很快与读者形成共鸣,这似乎让她产生一种错觉:生活之外别无他物,写好表面便已足够。

然而,要认识世界,就必须深入到比它更低的层面。

比如红色与蓝色,不论你喜欢谁,其本质是电磁波,只是波长不同,我们看到的色彩可能只对人的眼睛才有意义,而在猫狗眼中,并无红蓝之分。所以,只写到色彩,我们会觉得红色与蓝色是对立的,只有写到电磁波,我们才知道它们本为一物,而这就要我们不耽于色彩的层面,继续向下。

也许很多人会说:色彩才是美的,电磁波美吗?它根本不可能成为文学。

事实是,越向下,我们便越会被事物深层那种惊人的美所打动,当你说它不美时,仅仅是因为你还没感受到它。美并不只是对现世错觉的最大公约数,美也是探索边界的工具。

波德莱尔曾经说过:“沉入渊底,地狱天堂又有什么关系?/到未知世界里去发现新天地!”

对于安妮宝贝来说,她放弃不了她的美文,放弃不了一遇金句就冲动的习惯,放弃不了被她假设为美好的那些莲花、瑜伽、教条,而把这些都背负在身上,她就很难有真正的突破,还会因过度漂泊而匆忙缩进一个寄托中,只要它还能包容自己的另类与孤独。

太多的寄托其实是调和的产物,是因误会而产生的信任,一旦安妮宝贝找到藏身之所,她就转向为它辩护,于是,一个曾经徘徊在城市边缘的精灵,终于被收编为喋喋不休的布道者,而她曾经的低声抱怨,亦渐次转为女性唠叨。

“活得足够,即是一段充分拆解和粉碎自己的过程。”这确实是很聪明的话,但也未必是句正确的话。

《月童度河》并非转型之作,虽然笔名已改为庆山,却仍是安妮宝贝的腔调,和过去一样,她有成为杜拉斯的潜质,却依然未能完全释放。不过,在这个过度匆忙的时代,我们正被修理得彼此雷同,可安妮宝贝还是那么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月童度河》是一本有趣的书。

“支那”的词源解释:曾是革新人士爱用的国家称号

  “支那”的词源解释:曾是革新人士爱用的国家称号
  “支那”的词源解释:曾是革新人士爱用的国家称号
  

民国建立后,由于“中华民国”的称谓被明确写进宪法、正式宣示中外,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国名的现象,遂逐渐减少。但这时,人们对于日人坚持使用此词的歧视意味,仍然缺乏自觉。
  

提起“支那”一词,很容易使国人想起近代那段同日本不愉快的历史。这是一个曾令中华民族感到过耻辱和痛苦的名词。但是,这一名词在戊戌至辛亥时期的中国却曾作为时髦的新名词一度流行。不少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都曾乐于以此词来称呼自己的祖国。了解“支那”一词的由来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使用与消亡.对于今天的国人认识那个从屈辱到奋起的时代,或许不无微益。

“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在唐宋时已被音译成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后来,西方各国流行的对中国的称谓“China”,实由此演化而来。

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之三《师资之道》中即曾使用过“支那”一词,其文云:“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不过,从当时的有关记载来看,该词恐怕还是多少带点尊称中国的褒义在内。事实上,“支那”一词本身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

那么,印度和西方各国为什么会以“Cina”等来称谓中国呢?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少说法,其中有两种观点流传颇广,较具说服力。一则认为它是“秦”的译音,是强盛的秦王朝声名远播的结果。较早发表这一见解的,有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对此说作了进一步论证,他认为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与印度人所称同出一源。《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答问“大唐国”时的两句话,似也可作为此说的佐证之一。当印度的戒日王问“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时”,玄奘答道:“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至那国是也。”又道:“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前王之国号”,有人说是指“隋朝”,但从发音上看,似更像秦朝。而且他们的谈话中还道及昔日秦国和秦王朝“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巨”的世界影响。利玛窦在其“中国杂记”中,也认为“China”一词由“Cin”而来,不过其所认可的传播途径与此有些差异。他认定此词是葡萄牙人从交趾人和暹罗人那儿学来的,而交趾人和暹罗人称中国为Cin。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印度等称中国为“支那”,与中国丝绸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季羡林先生就曾研究指出:“至迟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Cinām[uka 等,都有Cina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可见中国丝在古代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不仅如此,西方古国对中国的其他早期称谓,如Cini、Saini、Seres等,也都与中国丝有关。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外,还有“支那”源于中国瓷,“支那”指称中国的羌族等等说法。

在日本,可能是由于佛教经典流传的关系,也很早出现了“支那”一词。如1106年版的《东大寺要录》一书中就有此词,《今昔物语》中也有“支那国”之称。但当时这种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且是作为通常称法的一件别名或美称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一般人并不知晓。从古时到明治中叶,日本人通常都称中国为Morokoshi,Kara,稍后也称Toh。这些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大体表明了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长期不断的仰慕心理及其所受的深远影响。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这种做法直接受到新井白石所著的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的影响。1713年,新井奉江户幕府之命,查询罗马的漂流者史多提,由此了解到不少世界情势,因作《采览异言》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从史多提处听来的关于China的读音,标以片假名,并在左下角附以“支那”两个小号字。此举遂成为日本地图史上以“支那”标称中国的开端。

进入19世纪后,或许是受西洋的影响,日本以“支那”称中国的情形有所增多。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1823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但该书当时未能问世,直到1888年,它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同时,“支那”一词也最终取代了Morokoshi、Kara,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当时,日本人还以“猪尾巴猪尾巴”或“豕尾奴”等,直接辱骂中国人,以致首批13名官费留日学生中,有四名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其实,在近代,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蕴含歧视意味的名词或称谓,不仅在日本,英美、荷兰、法国等国也都曾经出现过和流行过。它们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落后挨打、备受欺辱的国际地位的标志之一。如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词,除了指称“中国的东西”外,另一个意思就是蠢人、不可理解的事物。英美的“Chinaman”,也属于同一类词。尤为可悲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对这些词的歧华含义竟不甚了解,甚至还人云亦云,盲目跟着使用。如晚清一些以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对“Chinaman”一词的沿用,即是如此。1890年,《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作者,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在该书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令人吃惊和遗憾的是,‘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汇似乎已经植根在英语之中,而更恰当的词‘Chinese’却被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里有哪一家是不用‘Chinaman’来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该词的。”这种人云亦云的可悲情形,后来也同样发生在“支那”一词身上。

下面,我们再回到“支那”一词在中国的使用上来。

虽然,至少在唐宋时,这一印度译称中国的回译名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此后它似乎主要局限于佛教典籍中,并不曾广泛流行开来。直到晚清之初,中国人基本上还是在提及印度或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时,才偶尔使用到它。据我所见,晚清较早出现“支那”一词的中文资料,当属传教士所办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道光丁酉年正月卷所载《榜葛喇省略》一文,提到天竺国僧人等从前称中国为“支那”一事时,说:“支那即是中国。”1884年,姚文栋的《琉球说略》一文中,也用过“支那”一词。1887年,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余记》云:“日本俗称中国曰支那,盖西音柴宜之转。”

1894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一书复谈到日人称中国为支那的问题。其言曰:“李某习法兰西语……庆澄因问倭人称中国曰支那,其妇人小子呼华人曰那先生,此何故欤?李某曰:‘某闻之法兰西师,曰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曰“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案此说未审确否,然各国语言传述互相通转,确有其理,记之存参。”

1898年9月,翰林院编修徐琪上《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其中谈到西方人称中国为“支那”与瓷器的关系。他说:“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曰支那,支那者,磁器之谓也。”的确,在英语中,磁器为china,与中国一词的区别仅在于后者的头一个字母“C”要大写而已。

戊戌时期以前,也曾有过西洋传教士在用中文作的文章里,直接以“支那”来称呼中国的。如1890年3至6月,艾约瑟就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过题为《支那游记》的文章。但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中国人自己以“支那”一词来称呼本国看,应当说还是戊戌时期的梁启超等人开其端。而梁氏等人的使用,显然是受到了日语的直接影响。1896年在《时务报》中,梁启超已经爱用“支那”一词,他还曾使用过一个“支那少年”的笔名。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维新人士,也常用此词来自称中国。

20世纪初年是“支那”一词在中国的盛行期。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此词风行一时。各种书刊的大小标题上,它都经常出现。1905年,黄兴等人创办的一个极为著名的刊物,即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书籍之名中出现此词的也很多,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全书》、《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等。其中最后一本,编译者署名为“支那少年”,由“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1904年,连一向不愿轻易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支那”一词。他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名句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戊戌至辛亥时期,中国趋新人士爱用“支那”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国家,大体不出以下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一则与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国号有直接关系;二则起因于“中国”二字似有盲目自大之嫌,为追求文明应世者所不喜;三则因流行的“大清国”之名既不足以涵括清朝以前的中国,更为不满和失望于清王朝之人特别是革命党人所摈弃;四则直接因袭日本之称,以为“支那乃西方国家称呼中国之“China”的译音词,用之不仅心安理得,且不无开化时髦之意。

1902年夏,好学深思的开明士大夫孙宝瑄的一段议论,颇能反映时人乐于以“支那”称述国名的典型心理。这段议论,是他在阅读梁启超《中国魂》一书时,因不满其仍然不废“中国”一词而留在日记中的。他写道:“以饮冰主人之开敏英发,日以新学新理灌其脑中者,而舌端笔下,犹时时不离中国二字。试问中国之称,其自尊大之辞耶?抑以是为国之名词耶?国而名中,何所取义?若据地形而曰中,则不过亚洲东南之片土,非中也;若对外人而曰中,则是以蛮夷视东西文明国,抑何不自量耶?故余之学识闻见,虽远不逮任公,然而舌端笔下,久无中国二字,每以我国代之,或称我支那。今日本称我国曰清国,清字实朝名,而非国名也。又呼曰支那,此名却甚古,然亦外国之呼我,非我以此为国名也……既别成为国,不可无国名,旧名既无,不可不创新名,创名惧人不知,则莫若即因外国所呼我之名,以自名曰支那。”

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引述,日本早稻田大学保留有1907年度留学该校的部分中国毕业生题名录,其中有37人明确注明了祖国国号:署“清国”者12人,署“中国”或“中华”者7人,署“支那”者则有18人。对于国号称谓的这种混乱情形,当时的国内也是一样,不过使用比率可能不同罢了。事实上,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在戊戌时期的维新派中,开始正视国名的意义、对国外称呼中国的情形有较多了解,并对使用“支那”一词持有一定保留意见者,为黄遵宪。他在《日本国志》中使用“华夏”来称中国,并明确注释道:

“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印度人称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称曰支那。英吉利人称曰差那,法兰西人称曰差能。此又他国重译之音,并非我国本有之名也。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余则谓:天下万国,声名文物莫中国先,欧人名为亚细亚,译义为‘朝’,谓如朝日之始升也。其时环中国而居者,多蛮夷戎狄,未足以称邻国。中国之云,本以中国之荒服边徼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观孟子舜东夷文王西夷之言,知夷非贬辞,亦知华非必尊之辞矣。余考我国古来一统,故无国名。国名者,对邻国之言也。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传》曰夷不乱华,又曰诸夏亲昵。我之禹域九州,实以华夏之称为最古。印度、日本、英、法所称,虽为华为夏不可知,要其音近此二字。故今以‘华夏’名篇,而仍以秦、汉、魏、晋一代之国号分记其事云”。

黄遵宪的具体解释中显然有未必妥当之处,但他主张以“华夏”为中国国名的态度却是鲜明的。

在晚清,趋新人士以“支那”一词自称中国,也曾遭到过来自文界部分人的明确反对。戊戌时期,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派人物就特别反感此词。叶德辉曾以讥嘲的笔触写道:“更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土,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翻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他和王先谦等人共同制定的《湘省学约》中,也抨击《湘报》好用“支那”、“震旦”等词的为文现象。不过,他们对“支那”一词的反对,是同笼统反感一切新名词的顽固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就“支那”一词而言,其意见未尝没有合理之点,但由于其所述理据不足,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它们在戊戌时期却未能引起梁启超等舆论界精英人物足够的重视和冷静的反剩

不过1901年以后,梁启超在国名问题上,也逐渐有所反思。是年9月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时,已明显接受了黄遵宪和叶德辉等的某种影响,尽管他还没有放弃使用“支那”一词,但在写作史书时,却已毫不含糊地坚持了“中国”的国名。他写道: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遗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污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不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

然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在维新派同人内部也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前述孙宝瑄反对梁氏使用“中国”自称国名,即是明证。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我们虽然见到康有为等坚持“中华”的国名,革命党人也主张“中华共和国”的国名,但以“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现象,却还是相当流行。

民国建立后,由于“中华民国”的称谓被明确写进宪法、正式宣示中外,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国名的现象,遂逐渐减少。但这时,人们对于日人坚持使用此词的歧视意味,仍然缺乏自觉。报刊上也依然常见此词。直到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特别是“巴黎和会”上日本的野心不断暴露之后,国人才对“支那”一词的使用,有了较为自觉而明确的抵制。这一次抵制不再是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文化保守派,而是首先发自于留日学生或其他旅日同胞内部。其抵制的动机,也主要不是出于维护传统语文的纯洁性,而是激于爱国的民族情感。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中所提出抨击的第一个新名词,就是“支那”,他情绪激动地呼吁国人赶快废弃这-名词。其言曰:

“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考此二字之来源,乃由日人误译西洋语China蔡拿者也。留学生写诸书信,带之回国。译日书日报者,照直书之,人云亦云,不加改变,是国人欢迎此名之明证也。而不知此二汉字在吾国为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也,又不知为由人妄加之也。吾新建之中华二字国名,日人日报攻击吾为自尊自大鄙夷他国所起,竟否认吾之存在,绝口不道,偏呼吾曰支那,矢口不移,而国人恬然自若,不独不怪,更欢迎如上帝授与者然。此予不胜大惑者也。自唐朝呼日本曰倭,形其为东方矮人。因其屡屡扰乱国境,故加之以寇。殊不知唐代之名,竟贻祸于今日。日人引以为奇耻大辱……每一文学士作一字典,必于倭字注下,反覆详加剖解,说其来由,记其耻辱,与吾国人立于极相反对之地位,咄咄怪事,兴国之民与亡国之民,自有不同之点乎……予欲骂而声嘶,望之滚泪而已。近年日报又有东支那、北支那、西南中支那之称,而吾国报纸竞率直译之,不知变为中国东部、北部、南中部之名。吁!此虽小事,亦四分五裂之兆欤?一班昏昧盲从,犹可藉口不知来历与此耻辱,独怪留学生与学法政者,亦朦然不解。嗟呼,痛心疾首,徒唤奈何。彼国际法中非有不许乱名人国之一说乎?学国际法者看何处去矣!”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开始激烈反对日人称中国为“支那”,公开揭露其所包含的民族歧视意味。如王拱璧在1919年11月初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就谴责日人自战胜前清以后,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种教育早已灌输其国民之脑海。迨至今日,虽三尺童子,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他抨击日本不称我国为“中华民国”,而称之为“支那共和国”,是“不以国家视我”,“是我中华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他尤其厌恶日人对于“支那”二字的读音,怎么听都觉得恶意丛生,因而他解释说:“支那,倭音读西那シナ,有将死之意,有物件之义,又与ヒナ音相近,释雕泥木偶也。”诚如实藤惠秀所言,王拱璧关于“支那”读音含义的具体说法不免有牵强之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留日学生对于日人包含了轻蔑感情的“支那”和“支那人”语调的强烈反感。

郁达夫在小说《雪之夜》中,也曾感慨地写道:“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当时,还有留日学生和华侨因不堪忍受此种侮辱,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人不再使用“支那”一词。这曾引起民间关于中国国号的争论。1930年,事态由民间发展到官方。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于该年通过一项决议,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要求外交部从速通知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需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这样,从1930年底开始,日本政府的公文总算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了。但日本国内,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照旧无所顾忌地沿用“支那”。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问题才有了根本解决的可能。1946年6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派代表团到日本,用“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外务省,今后不许日本再用“支那”一词称中国。同年6月6日和7月3日,日本外部和文部分别向日本各大报刊、出版社和大学,发出避免使用“支那”的正式文件,规定:“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国内的国共之争,以及中日双方民族情绪的对立等因素未能消除,此后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仍然很乱。直到20世纪60年代,其称谓才渐趋统一。60年代末,日本的《角川国语辞典》在解释“支那”一词时,标明它乃“中国之旧称”。这表明“支那”在正规日语中已经成为死词了。

与此相一致,英语、法语、荷兰语等语言中公开歧视华人的词汇,也都同“支那”一词一样,逐渐地走向消亡或改变原义。无疑,这是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强大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自身日益成熟和进步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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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种族改良与大同世界
  

《大同书》与其说是一部民族国家建设的纲领,不如说是以人种学和人种改良为出发点的中国人写的另一部《文明论概略》。
  

1895年冬,康有为回乡为母祝寿,他从葡籍澳门赌商何穗田与其新会谭姓门人处得知了巴西使节曾经来华招募华工、并滞留香港数月,直至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方才离开。在此期间,澳门街头非法招工以及三艘轮船搭载华工出洋的事件相继发生,两广总督李瀚章、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及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均怀疑,此乃寓居香港的巴西使节辣达略在未经清廷允许之下私自招募华工,这导致总理衙门在1894年1月照会各国公使查禁了此类活动。这样一来,“巴西招工未曾开议”就已“胎死腹中”。不久之后,中日甲午战起,招募华工一事便彻底搁浅。可是,辣达略一行四人并不甘心,于是反复游说何穗田和康有为的这位谭姓门人,希图事情有所转圜,康有为在18年后回忆道:“巴西者,葡人种而操葡语者,故巴西四使与何穗田、谭生习而日讲与中国通商之法,知吾之讲巴西也,谋之于我,乃结百万殖民公司,已得数十万,议租四船往巴西,海船运二千人,三月一期,每期可八千人,岁运三万六千人入巴西,而种蔗、咖啡、烟蓝焉。若得利则岁增其船,移民日增,不可计数。巴西四使,许以特利,惟我之取地,加厚待焉。何穗田乃欲请于外部,为通商计,而苦无识外部者,力请吾行。是时巴西人民,已增数百万矣。吾以新中国之大业,不能辞也,乃特诣北京,介吾友于晦若礼部式枚,而请于合肥李相鸿章,时主外部事也。合肥许我尽力成巴西通商事,且语我曰:巴西通商事成也,必须君为领事而后可。”)

巴西主动招募华工之事,在康有为看来,为实现其早年移民巴西计划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在《我史》光绪十五年条下,他曾经说:“既审中国之亡,救之不得,坐视不忍,在发浮海忧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即皆限于力,又有老母未能远游,遂还粤,将以教授著书以终焉。”由此可知,从1889年起,康有为就产生了移民巴西、再造新中国的计划,甲午战争之后适值巴西招募华工之事欲图付诸实施而终未成功。1905年10月,在游毕墨西哥之后,康有为拟赴巴西,惜因墨国国小无船才最终作罢,直到1913年民国成立之后,他还借海外惟有“邈绝而违隔之巴西”承认北京袁世凯政府之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吾国人若能早留意于巴西,则吾创一新中国于巴西久矣。”

康有为移民巴西的筹划,起因于不满《中葡条约》对澳门处置方式。1887年12月,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诱导之下,总理衙门与葡萄牙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和好通商条约》保留了“永久占据和管理”的字样,该约的汉文本中上述条文被改写为“永居管理”。1888年11月13日,也就是中葡条约换文半年之后,康有为在京曾经为此面责过到访的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在康有为看来,地不分夷夏,它是生民养民之所,“失地”意味着国族的衰败,是事关华夏人种之存亡的重大问题。作为粤人,康有为一向对澳门一地的得失非常在意,直到1907年在游历葡萄牙途中,还对当年中葡交涉之事耿耿于怀。

1888年是康有为步入政坛的关键一年。这一年的夏天,他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而不售,即开始遍交京城官贵,筹划向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上书变法。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康氏忧心于中法战争后中国陷入的全面领土危机:“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英启藏卫,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于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另一方面,“美逐我华工,英属澳大利亚从之,将来南洋诸岛纷纷效尤,我国出洋者千数百万……若不保护,还无所业,必为贼盗。”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将辽东、台湾及澎湖列岛交付日本,《中葡条约》尚在形式上保留了清朝对澳门的主权,而此次却是台湾全部主权的交付。国土割让,生齿既繁,民生日艰,加上就要从美国和澳洲返回的无数华工,西方列强发动的军事和经济侵略,使中国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当中。如何破解这个人口难题?5月,在《上清帝第二书》中,针对失地、散民和亡国的危局,康有为提出“移民垦荒”之策,至于向何处移民,此时的康有为尚无清晰的答案:“今我民穷困,游散最多,为美人佣奴,尚犹不许,且以驱逐,澳洲南洋各岛效之。数百倍之民失业来归,何以安置?”于是,10月在去往上海的旅途当中,康有为便产生了移民巴西的想法:“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破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逊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吾若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时经割台后,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必虑必亡,故欲开巴西以存吾种。”

康有为眼中的移民之地,已不限于传统的西北边陲、东北、蒙古和新疆这些固有的国土,他还欲将大西洋彼岸的南美洲国家巴西也变为“新中国之国土”。按照康氏本人的说法,他于此时“乃购巴西之书而读之,求游巴西之人而问之”。康有为的西方地理学知识最初来自1873年对《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的阅读,1879年,他开始阅读江南制造局刊行的《西国近事汇编》,以及参加187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的中国代表李圭撰写的《环游地球新录》。自光绪八年起,在研读佛典的同时,康有为开始广泛涉猎西学,浏览《万国公报》、江南制造局刊行的《格致汇编》,以及西方传教士翻译的科学与史地著作。1895年8月在上海创建“强学会”,开办《强学报》,并在张之洞、英美公使以及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及其领导下的“广学会”支持下,广泛搜罗“西书及图器”。无论《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还是《环游地球新录》以及传教士们翻译和编纂的大量地理学、生理学、医学、生物学著述,其中所包含的西方18世纪以来的人种分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知识,给康有为留下了初步的印象。

这些西方人种学知识凝结在《大同书》中,特别是其中的“丙部去级界平民族”和“丁部去种界同人类”。如今,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材料,重建康有为的人种学知识谱系。在1894年秋避居桂林时所作《桂学答问》中,康氏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合信所著《全体新论》作为西学入门书籍推荐给他的门人。该书不仅在“骨学”部分编入了布鲁门巴赫的“五人种头颅图”,在“脑部”部分编入了由荷兰医生康伯首创而被后世体质人类学家所普遍采用的“量脑法”,而且还在“造化论”一节对五人种的体质人类学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另外,自1874年起,康氏还通过赴日经商的友人,以及“东京日日新闻社”驻北京记者、汉学家古城贞吉广泛搜购日文书籍,至1897年6月撰成《日本书目志》,次年由上海大同印书局刊行。在该书“人类学”条目之下,作者道:“造化怀衽之论本生生之如,《人种篇》考转变之由,盖异书也。”虽然康有为本人不通日文,主要靠其女康同薇的帮助,但由上述按语可知,康氏的确读过此书,而且印象颇深。《人种篇》作为一个条目,出自日本文部省出版的《百科全书·人种篇》,这部《百科全书》实际上是英文《钱伯斯通俗百科全书》的日译本,《人种篇》所对应的条目是“人类的自然史——人种学”,其撰者应当是两位出版者之一——罗伯特·钱伯斯,他是一位地理学家和进化论者。

《人种篇》首先列出了人种基本分类法——布鲁门巴赫的人种五分法,然后又根据英国人拉瑟姆的著作,将人种划分为三:蒙古人种;非洲人种;欧洲人种。拉瑟姆精通多门殖民地语言,他从比较语文学的角度将布氏五分法修改为三分法,原来独立的美洲人种和马来人种均被划入中国人所属的蒙古人种。居住在格陵兰岛至俄属美洲北岸的爱斯基摩人,也同样分布在亚洲的白令海峡一侧,这表明美洲人自亚洲迁徙而来,拉瑟姆认为,“从面相上说爱斯基摩人属于蒙古人种,鼻子扁平,颧骨突出,眼睛倾斜,皮肤呈黄棕而非红铜色。另一方面,典型的美洲印地安人就面相而言又不属于蒙古人种,头发黑直,鼻子尖锐,额头突出,皮肤红铜而非黄棕色。”从语文学角度而言,爱斯基摩语不同于任何一门亚欧语言,而属于美洲语言。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爱斯基摩人在面相上属于蒙古人种,而语言上又属于美洲人。如何破解这个明显的悖论?拉瑟姆提出了种族迁徙过渡的解释:“当一个种群侵入另一种群时,过渡形态就会发生转换。”因此,爱斯基摩人越过白令海峡由亚洲向美洲迁徙,逐渐过渡为典型的美洲印地安人。

1885年,文宁提出“扶桑国”为墨西哥,《大同书》独以为“美洲土人皆鲜卑移种,自甘查甲至亚拉士加避寒,遵海而南,得墨西哥而居”,实自1906年1月康氏游历墨西哥接触当地人始。康有为在参观了黑西哥的宫室建筑之后,从屋主黄宽卓、黄日初延骋的一位墨西哥教师的口中得知“其种出于吾族”,证据是其“壶瓜名曰瓜壶,粟名曰米粟,用法相同”,结合亲身所见当地印地安人的宫室、器皿、田地、居室等等,康氏确知墨西哥人来自中国。

在康有为谋求向巴西移民未果之际,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德国人和俄罗斯人相继涌入巴西,大大改变了这个新兴国家的人口和肤色构成,这在巴西的历史上被称为人口“漂白”的进程,自帝国晚期的1870年代,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巴西一直在实行有利于欧洲“文明人种”迁入的移民政策。1872年,白人仅占巴西总人口的%,黑人、混血和印地安人则占%;到了1950年时,两者的比例被倒转了过来:白人占总人口的%,其它三个族群人数的总和仅占巴西总人口的%,而从1810年至1893年83年之间,来到巴西的华工总人数也不足3000人。那么,康氏眼中的“吾种旧地”——墨西哥——的情形又如何呢?自1821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赢得独立之后,1862-1867年间,墨西哥又陷入了由拿破仑三世挑起,英国、西班牙和美国随后加入的多国干涉墨西哥的战争当中,用康氏的话来说,就是“红黄白种久相杂,美法班争已有年”。然而,伴随着西方殖民战争而来的是墨西哥社会被称之为“归化白人”的进程,在这一进程当中,白人被塑造成拥有高尚的理性和管理技能、具备可敬可爱的德性和高度文明的、更适合作为国民的品质。

面对在南北美洲两个国家发生的以“漂白”为目标的社会文明进程,康有为的“美洲人与华夏同种”的历史人种学建构,一方面是对1882年排华法案激起的欧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利用西方殖民侵略所使用的国际法利器,即所谓对“无主土地”的先占原则,它为康氏本人殖民美洲的活动制造了合法性依据。由瑞士人华特尔提出的这项国际法原则,声称“假如占领国需要更多的土地,它可以通过占据的方式得到被游牧部落视为多余的土地”。由此出发,西方列强不仅占据了非洲、美洲和亚洲的“荒野”,并且使这些地区的人民沦为服务于其殖民地经济和商业利益的奴隶或者“苦力”。在康有为看来,移中国人于南美并不等同于西方在南美的殖民活动,而是永久返回“旧地”,墨西哥和巴西已经不再是早年林则徐和曾纪泽所说的“夷地”而是华夏“故地”。

应当指出,康有为的移民巴西计划绝非只停留在运送华工到巴西,从事种植园劳动这一步骤,它的最终目标是要让远来的中国移民在巴西扎下根来,成为亚马逊河畔永久的居民,进而在这里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在巴西一方,在帝国末期以来围绕移民政策而展开的争论当中,无论是赞成废奴的种植园主,还是废奴主义者均认为,引入华工只是权宜之计。纳布科就清晰地区分了高等的白人种族和低等的黄人和黑人种族,他不但惧怕黑人会占据巴西的主流,而且也惧怕巴西这个操葡萄牙语的国家会被亚洲的移民“蒙古化”,甚至于担心“具有破坏性的和非道德的亚洲人”会阻碍“欧洲人及其内含的文明向巴西迁移的勇气”。因此,正当康有为梦想在巴西开辟新中国之际,巴西本国则在竭力摆脱旧有的殖民地地位、从而努力建设一个白人国家,这使康有为殖民海外的理想丧失了根本的现实条件。

阻挡黄种人移民的屏障是由美国首先建立起来的。1839年,美国最早的体质人类学家默顿利用自己发明的“量脑法”和康伯的“面角”等人体测量技术,按照头骨及与之相对应的脑容量的大小,将三大种族由高向低依次排列为:高加索人、印地安人和黑人。1854年,默顿的学生诺特人之后,仅比印地安人和黑人略高,这成了5年后美国政府出台的《排华法案》的重要科学依据。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国,布罗卡及其领导的法国人类学会也在从事以体质人类学为核心的欧洲民族史研究。19世纪初期,历史学家蒂理的高卢人史研究触发了一个讨论:历史上究竟是否存在纯粹的民族类型?法国第一代体质人类学家爱德华斯从生理特征角度,倾向于给出肯定的回答,但布罗卡则认为无论再博学的人类学家也难以做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无论是凯尔特人,还是高卢人,经过历史上多次征服和被征服战争和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他们的语言和文明不断地融合,并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改变。因此,在欧洲,“并非是某个种族,而是一种文明在不断的扩散”。“大脑的生长与种族的文明进步水平、物质的舒适度和教育标准相对应”。同为人类多地起源论者,默顿、诺特和阿卡西斯从神创论出发,认为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别是永恒的;而布罗卡则认为种族之间的差异是流动的,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不同种族之间的混杂或通婚,尤其是“优生学”意义上的异族通婚,对人类自身的繁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与默顿和诺特两位以神创论为出发点的人类“多地起源论”者的对话当中,布罗卡认为,美国的人类学家把对《圣经》的遵从与对奴隶制度的情感投射到了科学之上,而事实表明,黑人与白人的通婚并不一定会造成白人种族的堕落,相反,异族之间的通婚也会产生优生的效果。面对主张“亚利安人种”纯粹性的格宾诺,布罗卡指出他们的“种族”概念出了问题:至少在欧洲,从来就没有一个纯粹的种族,凯尔特人和高卢人在迁徙历史当中,不断与当地的种族在语言和血脉上融合起来,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当中,有些种族被保留了下来,有些种族则消亡了。“智力低下、缺乏活力和面容丑陋并不令人处于屈辱的地位”,相反,“身体或道德的堕落、从存在阶梯上跌落下来,以及种族本身的消亡,才真正是让人感到脸红的事情”。

对于默顿和诺特的奴隶制思想,布罗卡并不赞同,但他也不否认人类种族之间在体质和智力上存在着差别,问题在于,如何能够通过不同种族间的通婚使低等的种族得到提升,达到“优生”的目标?这便是西方人自18世纪以来自愿承担起的“文明使命”。无论是独立之后的墨西哥,还是帝国晚期的巴西,代表着世界文明方向的美国是令这些南美国家艳羡的楷模,而中国也绝不例外。1930年代,出生在巴西本土的社会学家弗雷雷声称,巴西社会不存在美国社会那样明显的种族界线,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通婚构成了巴西社会的显著特征。然而事实上,美国先进的机器文明,美国的生活风格,乃至美国的种族主义移民政策,始终是巴西制定本国移民政策的重要参考,这个由殖民者建立的新兴国家在“漂白”自己人口的过程当中,处处以盎格鲁-萨赫森文明作为其模拟的典范。在巴西帝国晚期,巴克尔《英格兰文明史》描述巴西地理环境如何恶劣,声称巴西如果不借助于外力便无法取得文明进步,这些论断激励着巴西的统治精英们不懈地按照西方文明的标准建立一个白人的国家。另一方面,出于多种族存在的社会现实,巴西采取了布罗卡意义上的异族通婚策略,目标是减少或者消灭黑人和混血儿的存在,然而,允许异族通婚绝非承认各个种族之间的平等权利,它是对白人种族优势地位的强化。

没有亲临巴西的康有为无从深入了解巴西社会的“漂白”或者说“文明化”进程,但普里查德的自然环境决定人种变化的观念,布罗卡的异族通婚可以改善低等人种的肤色等生理特征的看法,以及两位人类学家共同持有的有关“文明化”进程能够改变人种的体质及智力水平的理念,都被写进了《钱伯斯百科全书·人种篇》中,康氏据此在《大同书》中提出了改良人种的三大措施:移地、杂婚和改食。他所勾画的由黑而黄、由黄而白的肤色改良或者说进化路线,旨在减少黑人的数量,乃至用药物灭绝之的策略,与巴西的“漂白”和墨西哥的“归化白人”政策并无二致。在康有为看来,“大同太平之世,人类平等,人类大同”,“物之不齐,物之性也”,要达到西方文明的等级,就必须在物的层面追求齐平,而“齐物”首在“漂白”黑、黄皮肤。《大同书》所列种种制度安排和设施,诸如医院、学校、政府等等,以及消除家庭、国家、性别、阶级界限等等政治纲领,均围绕着这一“漂白”策略而展开。然而,康有为不明白的是,在18世纪以前,在大部分欧洲旅行者眼里,中国人的皮肤是白色的,那时他们能够将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等量齐观,直到18世纪之后,欧洲种族主义的偏见才在中国人身上得到了强化。商业的扩张、中国颜色的象征以及中国的堕落形象才使中国人的皮肤由“白”变成了黄色。

《大同书》与其说是一部民族国家建设的纲领,不如说是以人种学和人种改良为出发点的中国人写的另一部《文明论概略》。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一个明显的矛盾就此出现了:一方面,在救国保种的旗帜之下,康有为不惜以建构,甚至是附会美洲印地安人与中国鲜卑族同种同源之说来强化华夏民族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在《大同书》所构想的文明世界里,这个曾经骄傲地拥有黄色皮肤的人种,最终将由于“漂白化”的策略而归于灭绝:在康有为那里,殖民主义的知识形式自觉地成为了其建构民族认同的思想框架,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框架,一个精神上被殖民的个体和民族从此便不断面临着迷失自我的危险。

西方当代艺术家的“造星”模式

  西方当代艺术家的“造星”模式
  西方当代艺术家的“造星”模式
  

西方当代艺术界从大众对艺术“名人”的推崇,到商业画廊、美术馆体系、艺术奖项、收藏、批评群体、以及艺术基金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为这个系统下产生并推出艺术“名人”提供了可能。
  

图为:2016年6月12日开幕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劳森伯格大展现场

导言:时隔三十年后来北京的劳森伯格大展在最近的艺术圈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所有的媒体都在探讨劳森伯格对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影响,以及他在尤伦斯大厅里所展出的《四分之一英尺》的巨型画作时,我们不禁开始反思,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火到今天的劳森伯格,是什么成就了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艺术“名人”,而培养了这些“名人”的西方当代艺术界是怎样的运作模式,其背后滋养的土壤又是什么?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的艺术“名人”很难用某一标准去界定。但他们肯定都在艺术史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在商业价值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重要的是,他们懂得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从而取得超越其艺术之外更大的成就,使他们成为媒体与大众的“宠儿”。以此来看,在过去的二十世纪里,以杰克逊·波洛克、罗伯特·劳森伯格、安迪·沃霍尔、包括之后的杰夫·昆斯、达明·赫斯特等为代表的艺术家,都可以被称作艺术界“明星”。反观国内的当代艺术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在成就艺术“名人”上,我们在艺术机制上有哪些值得借鉴西方的地方?又可以从西方的模式中吸取到哪些营养?成为我们关注的核心。

图为:2016年6月12日开幕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劳森伯格大展现场

劳森伯格如何成为“英雄”

美国的五六十年代是“大师”、“名人”云集的时代。在策展人、批评家皮力所著的《从行动到观念:晚期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转型》一书中,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和艺术格局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原因在于“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与充足的物资。与经济共同发展的还有其第三产业,即在广告、传媒、娱乐、电脑等领域的发展。这一切都带来了图像和图像工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资讯和传播手段关系的重新思考。这些是当时最重要的艺术流派:波普艺术产生的根源。”以劳森伯格、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与此同时,在书中他还指出:“1956年以后,艺术制度的权利模式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赞助人、艺术家、艺评家三足鼎立模式开始演变为收藏家、博物馆、艺术家、艺评家、策展人、画廊共同作用的多元模式。”这些西方艺术制度上的发展,以及权力模式的变化为“明星”们的登台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而劳森伯格与同时代的安迪·沃霍尔则成为了这个时代下所造就的英雄。策展人、批评家王春辰谈到:“当时的美国社会是极度的物质化,消费水平快速地提高,几乎家家都有电视。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艺术界,还是社会的其他领域,都亟待打破传统固有的思想和禁锢。这时,年轻的新生代艺术家劳森伯格以一种先锋艺术家的姿态,挑战了当时的权威格林伯格所拥护的现代主义绘画审美的精英主义。延续杜尚‘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传统,将艺术与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新潮流的创造者与发起人。”

劳森伯格在当时这一先锋性的理念引起了纽约艺术界和媒体的关注。使他成功地进入当时正逐渐兴起的画廊行业,在经过50年代初的在商业画廊里的亮相,60年代成功被美术馆系统接纳,以及艺术奖项的肯定;至其70年代在佛罗里达州的俘虏岛建立自己的工作室,组件自己的团队;到80年代建立ROCI,开启的全球巡回展。以及其去世之后建立的“劳森伯格艺术基金会”。我们看到了一条西方艺术家“成名”的标准化模式。

这一标准化模式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尤洋看来,可以归纳为艺术家成名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一举成名;第二个阶段是提供观念,由自己的团队支持其创作;而第三个阶段则是艺术家自身成为一个品牌,此时的艺术家或许考虑的不仅仅是艺术或学术的问题,而是可以运用自己的沟通能力、影响力嫁接多少资源,变成一个更庞大的项目。”

而在王春辰的分析中,艺术家成长的这三个阶段调动的是不同的资源,“艺术家的成名首先需要的是学术界的认可。随后是来自商业画廊以及专业媒体的关注。之后会有来自美术馆系统的接纳,以及艺术奖项的肯定,随之而来的则是艺术家作品广泛的收藏群体。在其影响力持续发酵之后,便会有更广泛的媒体的关注。而随着艺术家选择成立基金会,或机构的模式,最终从更大的层面去实现自我的运营。所有的这一切才会成就一个长久不衰的艺术’名人’。”

西方当代艺术界从大众对艺术“名人”的推崇,到商业画廊、美术馆体系、艺术奖项、收藏、批评群体、以及艺术基金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为这个系统下产生并推出艺术“名人”提供了可能。

图为:由劳森伯格设计的《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封面:邓小平,1986年1月6日。

劳森伯格们的主动与被动选择

在王春辰看来:“任何一位艺术家’成名’的前提是他在艺术史中所作出的贡献与突破。正如劳森伯格早年在艺术上的突破一样。”除此之外,“艺术家个人的能力与素养,以及他所能主动参与,并调动各方面艺术资源的能力,与其他艺术家或其他领域的跨界合作,尤其是信息化的时代,懂得如何去制造媒体关注的焦点,吸引大众的兴趣则是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早在劳森伯格还没有“成名”之前,他就拥有一个“跨界者”的身份,比如在1952年他还是黑山学院的学生时,便与作曲家约翰·凯奇、舞蹈家默斯·坎宁汉共同合作了著名的《剧场作品1号》。在60年代他获得了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之后,便投身到与其他艺术家的合作中,当然这其中包括他的好友约翰·凯奇、默斯·坎宁汉以及舞蹈家崔莎·布朗和工程师比利·克卢佛等。这些早期与其他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等的合作为之后劳森伯格在80年代所进行的更大的跨界合作打下了基矗

劳森伯格无疑懂得如何去制造话题。无论是其最早在纽约的艺术界以先锋艺术家的姿态脱颖而出,还是他在70年搬到佛罗里达州的俘虏岛,尽管创作进入瓶颈期,但艺术界对这位艺术家的关注并未消退。比如他在1970年设计了地球日的第一个标志;投入大量财力和精力,支持美国原住民的民权运动,国会种族平等运动和反战活动等都为他在媒体上博得了不少的关注。这之后他还在持续地做着类似的事情如捐赠价值约50万美元的艺术作品,支持靠拍卖融资的“艺术对抗艾滋病”组织进行HIV病毒传染研究。和他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对其他艺术家的资助与支持。比如他在70年代成立的,旨在帮助艺术家解决燃眉之急;在80年代组织艺术家捐赠作品给附近的医院以换取艺术家们必需的医疗保障等。

劳森伯格在1982年受邀到中国行不仅为他找到了艺术创作上的新灵感,也是其名气得以扩展的最重要的时期。在此时他与6个助手成立的ROCI组织,前往了十多个国家——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欠发达地区,不仅收集其创作的素材,每到一处,也向当地的人们宣传他的艺术与美国发达的资本主义文化。

1985年的中国北京大展是其中引起不小轰动的一次,因为紧接着展览之后的1986年《时代周刊》的开年的封面便是由劳森伯格设计的“邓小平”的封面,这一切都让劳森伯格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当他1988年访问古巴时,直接与古巴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会面,又成了媒体关注的一个话题。

这一场85年开启的世界范围内的巡回展,一直到1991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总结性展览落下帷幕。据了解,为了完成整个巡回展,劳森伯格本人在前五年就为ROCI搭进了500万美元。他的这些行为在1993年的时候直接得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肯定,并授予其“国家艺术奖章”的荣誉。从一个先锋的带有左翼思想的前卫艺术家,到成为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表,劳森伯格以“明星”的姿态在美国得到了全面的认可。

纵观劳森伯格的艺术生涯,艺术家在自我推广上的能力,无疑是其“成名”的又一重要因素。1951年,他就开始了与商业画廊的合作;除此之外,其一生多次在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的回顾展,其中多个是以大型巡回展的方式进行的。比如其第一个回顾型的展览是在1963年于纽约犹太博物馆举行的。这之后,他分别于70年代在美国举办了个人大型的巡回回顾展,在80年代于全世界举办了大型的个人巡回展,并在90年代又再一次在全世界举办了个人的大型回顾展。这些都转化成艺术家在全世界的名气。

在尤洋看来,艺术家从80年代以自己的名义所成立的ROCI组织,“一是总结自身过去的创作,二是对外输出自己的艺术价值。这时的劳森伯格已然成了一个大艺术家,他所考虑的是如何运用不同的资源去做更大的项目。”

也正是劳森伯格自身所具备的名气,才让他有可能集中如此多的社会资源,完成更加庞大的艺术项目,达成更大的个人目标。观看其他西方的艺术界“名人”,从安迪沃霍尔到杰夫·昆斯,无一不是话题的制造者,媒体关注的中心。比如安迪·沃霍尔,“创造了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即在沃霍尔在世的时候,他的一言一行就是媒体和娱乐一直关注和追逐的对象。”皮力在其书中评论到。

图为旅美的中国艺术家蔡国强2012年荣获美国国务院艺术勋章

中国当代艺术家离“名人”还有多远?

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离“名人”有多远?像劳森伯格这样的艺术家代表的是美国刚刚建立自身文化价值的一个节点上的艺术家。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人在此时由下而上地形成的艺术观念,不仅符合当时美国整个国家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战略需求,也在艺术史上打破了以往固有的模式与理念。因此,他所得到的拥护与肯定是自下而上的。

中国的当代艺术虽然发展了三十年,一方面还未得到自下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也没有得到自上的肯定。就像尤洋所说:“从目前整个大的艺术产业来看,当代艺术依旧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会集中社会更多的资源,也太不可能得到更大的关注。”

在王春辰看来,“这与西方社会鼓励个人成为英雄和明星的多元价值观有关,在这个社会里,对于诗人、作家、音乐家、艺术家有他们的认同体系。而在我们这儿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所以即使你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也依然不会得到更大社会层面的认同。只有当我们的社会意识发展到开始尊重这些个人价值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谈艺术’名人’的产生。”

同时反观艺术界本身,王春辰谈到:“中国当代艺术界也缺乏一个完善的系统,今天我们对艺术的肯定更多的来自市场以及拍卖上的价格,而在其他方面比如权威奖项的缺乏,或者美术馆系统对艺术家的支持等,和西方比都有很大的差距。这些都需要慢慢地去改变。”

“就像一个石头所激起的波浪,艺术名人的效应就是这样,是从内往外的扩撒。西方由于在价值体系上的多元,首先会肯定艺术家在社会中的价值,因此在传播时会凝聚成更大的力量。其次是西方艺术体制与系统的健全与成熟,在对艺术家的传播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回到我们自身的情况,首先是激起的波浪就要小很多,而在传播的过程中还会遇到意识形态或艺术体制上的阻碍,所以它的影响力只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因此很难像西方那样产生‘名人’效应。”

相反,尤洋则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与环境为艺术家成名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西方可以说已经处于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整个社会的问题已经简单化:是中产梦能否实现,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对抗的二元化的问题。而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经历了几亿人的城乡结合带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结构性的转型,这其中会伴随的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不缺聪明的艺术家,我相信西方’名人’的出现是整个社会文化环境造就的,今天的艺术环境可能还造就不出中国的艺术明星,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系统会不断地建立、完善。而处在这个复杂变化时代的敏锐艺术家们,相信会从中捕捉到创作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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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凌日,图片中水星正在穿过太阳表面

图片上一个小黑点正在缓缓通过太阳表面,其背后巨大的火球猛烈燃烧,绽放出炙热耀眼的光芒。与太阳的巨大体型相比,这个黑色的星球显得十分渺校这幅水星凌日图片完美的向人们展现太阳的巨大形体和蓬勃能量。而且这并不是艺术家虚构的作品,而是真实存在的景象。

人们可以从地球上看到水星凌日的奇妙天文景观,但地球上的望远镜永远无法看到美国宇航局太阳动力学观测站所观测到的画面。2010年美国宇航局发射该无人航天飞行器用于近距离观测太阳,五年来飞行器发回无数珍贵照片。水星凌日近些天来一直占据全球各大新闻头条,其实这只是航天飞行器传回地球的众多图片中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奇异瑰怪的照片等待解读。

淡蓝色的小点

这些图片改变了我们以前对宇宙的认识,也教会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宇宙。曾经我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但从旅行者一号离开太阳系时传回的照片来看,地球只是宇宙中一个“淡蓝色的小点”而已;从哈勃太空望远镜传回的照片可以看到,宇宙中充斥着色彩绚烂的网状炙热气体。面对如此恢弘磅礴的宇宙图景,地球和人类都显得极其渺小,使人产生一种谦卑感,这些照片是当今时代产生的最重要的艺术作品。

哈勃拍摄到的行星围绕恒星运转的图片

现代创作的艺术品有哪些能作为传世经典万世流芳呢?是透纳奖获奖作品还是2009年欧洲太空总署发射的普朗克卫星成功捕捉到宇宙诞生之初的光呢?当我们抬头仰望头顶星空,看到的星光其实几百上千年前就已发出,普朗克卫星历经四年努力,成功捕捉到大爆炸后早期宇宙发出的光。数据传输回来的这张图片呈椭圆形,色彩缤纷,向我们揭示了恒星、星系和元素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图片所展示的造物奇迹,堪比科学时代的西斯廷教堂。

如果艺术的本质是为了揭示存在之物的奇异奥妙,那么没有其他任何事物可以与科学发现相媲美。现代科学几乎每天都会发现新的场景,揭示令人浮想联翩而且背景宏大深邃的宇宙画面。天文学在这方面并非独占鳌头,海底火山口是另一个人类不曾涉足的奇异世界,那里有许多人类至今还没有发现的生命,隐蔽摄像机曾拍摄到巨型乌贼及其他深海生物出没。此外,大型强子对撞机向人们展示亚原子粒子碰撞时发生的场景。

科学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改变,逐渐演变成一种艺术。天文学以其图片的视觉冲击力成为这场文化革新的先锋。从伽利略将望远镜对准月球并在1610年将他画下来的内容出版后,天文学就成为一门帮助人们看的更远更清楚的科学。

从科学到艺术

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见证过科学发现是如何成为当代伟大艺术作品这一历史性时刻。自从艾萨克·牛顿时代起天文学家们就汇聚到这里观测星空,天文学家马雷克·库库拉就是在这里的一个露天平台上见证并一直铭记着那一刻。那是1995年,有一天他开始工作,处理哈勃太空望远镜传回来的数据。哈伯太空望远镜是由美国宇航局在1990年发射的无人轨道天文台,但刚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就遇到故障。

“传回来的图像十分模糊,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随后美国宇航局多次发射飞船进行抢修,在安装了校正透镜之后,图片一下子开始清晰起来,内容让人目瞪口呆。”

通过哈勃望远镜观察到的天鹰星云

传回来的图片不仅让哈勃望远镜名声大噪,还第一次向人们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人们开始正视科学成果成为艺术品的可能性。比如巨蛇座的天鹰星云距地球七千光年,从那里发出的光要以299,792,458米每秒的速度飞行七千年才能到达地球,哈勃望远镜曾捕捉到它的一些光,美国宇航局利用传输回来的数据还原了天鹰星云的原貌——三个巨大的黑色柱状云矗立在闪耀着蓝色光泽的天空中,这种烟雾缭绕,场景恢弘的风格很像透纳的作品。人们给这幅照片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造物之柱,在1995年抢占全球各大主流媒体的头条。“这幅照片的传播就像病毒传播一样迅速,公众的巨大反响让天文学界大吃一惊。”库库拉回忆道。

马头星云,由大量星辰和气体构成

造物之柱证明了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价值,图像源源不断的传输回来,人类开启一个新时代,利用科学创作的艺术品比艺术家创作的更快更好。“我们把它叫做哈勃太空望远镜,其实叫它摄像机会更准确一点,”库库拉说。回忆过去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他意识到每次他选择照片时其实都像摄影师一样,他是以天文学家的视角在拍摄宇宙。“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使用时间很宝贵,有许多人申请使用,所以你必须证明你和你的团队使用哈勃是有价值的。而且即使得到使用的机会,你还要决定如何合理使用哈勃:想要用上面的哪个摄像机?想要一幅马赛克风格的图片还是别的?想要用什么样的滤镜?”库库拉说。

科学家接收到的信息不像读者们看到的那样是一幅幅色彩绚丽、闪耀着光泽的头条图片,“都是一些数据,你要用这些数据合成数码照片。”库库拉说。

震撼世界的作品

库库拉坚持以数据方式还原图片,而美国宇航局的哈勃传统团队则以科技和艺术审美相结合的方式还原图片,他们的作品震撼了整个世界。公众看到的宇宙图片之所以如此色彩绚烂的原因在于哈勃望远镜的镜头能识别比人眼更多的颜色。当超级镜头传回来的数据被还原成图片时,色差范围很大,库库拉解释。另一个原因就是哈勃传统团队处理图片时,有意识或无意的受到风景画绘画风格的影响。据艺术史专家伊丽莎白在一本介绍哈勃产生的艺术作品的书中介绍,哈勃照片之所以与透纳作品风格类似并不是巧合。她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宇航局在以美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庄严风格来还原宇宙图片。

所以自从1995年以来,艺术已经成功塑造科学家的审美意识,这也是科学之所以如此擅长产生艺术品的原因。天文学家看到星云时首先在脑子里想到的就是一幅风格华丽妖艳的绘画。

涡状星系

这股美学热潮对科学有害吗?花哨的外表是否掩盖事实的真相?库库拉博士对此持不同意见。那些宇宙图片之所以吸引我们主要是因为其场景恢弘,我们从无限遥远的远方看到这些超出人类想象的庞然大物。美国宇航局发布这些令人震撼的图片“不是为了欺骗,而是为了向我们展示宇宙的真实面貌,这是我们一生都无法体验到的东西。”库库拉说。大气干扰产生的彩光具有透纳风格,加上大量绚烂的星云,混杂的色彩,所有这些细节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宇宙,认识宇宙。

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激发我们灵感的力量,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理解世界和宇宙,认识人类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最后两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绘画大师是杰克逊·波洛克和马克·罗斯科,今天的艺术家永远也无法达到这种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也卖不出成百上千万一幅的天价,因为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图片是免费使用的,而且今天最漂亮的艺术作品都是由使用先进科技的科学家团队联合制成。在现代艺术世界中,任何东西都可以艺术品,即使是一幅科学产生的自然图片。

看起来像蝴蝶的巨大云团

风灾中感动中国的男人:房屋倒下前用身体护住妻子(图)

  风灾中感动中国的男人:房屋倒下前用身体护住妻子(图)
  风灾中感动中国的男人:房屋倒下前用身体护住妻子(图)
  

网络热传的最感人图片。

原标题:寻访:龙卷风中“感动中国的男人”

23日,江苏盐城阜宁遭遇龙卷风灾害后,一张被网友誉为“患难见真情,愿来世还做夫妻”的感人照片在网上热传。

一男子被压在砖瓦散落的废墟下,他的身下还蜷着他的妻子。从男子的手臂和姿态可见,他是在天灾肆虐、房屋倾塌的一瞬间,用自己的身体与臂膀,为妻子遮灾挡难。不幸的是,夫妻二人双双遇难。

照片从阜宁的一些微信朋友圈开始流传,并迅速向网络蔓延。然而,却始终没有对应上具体的灾难发生地及遇难夫妻的姓名,直到25日下午,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再次走访死伤人数最多、灾情最为严重的陈良镇丹平村。

舍身护妻的故事,在丹平村六组92号上演。

拍摄者徐海峰出示原图。

灾难:夫妻二人都没能逃出屋

23日下午,龙卷风突袭之后,徐海龙、徐海峰匆匆从阜宁县城里驱车赶回位于丹平村的老家。

那时,兄弟俩并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接到母亲从家中打来的电话,听到母亲哭着说“房子没了”,他俩还以为村里与县城部分地区一样,遭遇了暴风雨和冰雹。

回家路上,面包车不得不在距家还有2公里的省道231路口停下,通往老家的乡村道路,被倾倒的电杆、绞断的大树、掉落的砖瓦挡住去路。兄弟俩才意识到,这是遇到了只在电视里见过的龙卷风。

遇难夫妇韦其龙李桂兰的家。

兄弟俩下车边向家里跑,边跟父母通话了解情况,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很快就落了地。尽管家里屋顶没了,房子塌了,但好在二老平安无恙,一点儿没受伤。

在回家的田埂小路,兄弟俩听到邻居韦其标的呼救声。顺着声音望去,遇到麻烦的并非韦其标,他是在被兄弟俩称为龙大爹龙大奶的家门前发出的呼救——龙大爹韦其龙家大门紧闭,夫妻俩很可能被埋在了屋里。

徐海峰找来一根棍子,将从屋内插上插销反锁的木门破开。几经寻找,才注意到脚下正对一两米外的砖瓦废墟中,隐约出现的人影。

徐海峰就是在这里发现韦其龙夫妇的。

感动:丈夫用身体护住了妻子

徐海峰一眼就认出,趴在废墟中的人是龙大爹。他连忙叫上韦其标、徐海龙,以及后来赶到的侄子徐大伟,一同徒手移开压在韦其龙身上的砖瓦和房梁,他则继续在屋内寻找龙大奶李桂兰。

三个人刚刨了一会儿,韦其龙的身体轮廓逐渐清晰,大家才猛地发现,韦其龙身下护着的,正是妻子李桂兰的身躯。

“龙大爹身高175cm,身材魁梧;龙大奶身高155cm,身形瘦校”徐海峰介绍说,韦其龙用手臂和身躯护住李桂兰,两人又被挡在了废墟之中,所以第一眼根本没发现,两人竟然在一块。

令人遗憾的是,韦其龙、李桂兰夫妇已经没了呼吸与体温。

徐海龙徐海峰在韦其龙家门前。

毕竟,徐海峰接到父母的电话,从县城赶回,听到呼喊才来施救,算上去距离龙卷风灾害事发,已经过了一两个小时。被压在废墟中的韦其龙二人,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

在其他人继续刨开砖瓦、准备将韦其龙夫妇从废墟中抬出时,徐海峰拍下了那张令他感动不已的画面,随后传到了朋友圈。

他猜测,龙卷风来时韦其龙夫妇俩正在房间睡午觉。“风来了,想起身关门,哪想到风势太大两人合力才勉强关上,这时,已经来到房前的龙卷风,将房顶掀开,房梁瞬间垮塌砸了下来。”徐海峰说,韦其龙是下意识伸手,并用身体为妻子遮挡正在下落的房梁。

韦其龙家门前散落的旧照片,有韦其龙年轻时的合照。

坚强:家庭有变故感情不变质

韦其龙与李桂兰,都是50岁左右的年龄。因辈分与徐海龙、徐海峰的爷爷奶奶平辈,而被称为龙大爹龙大奶。他们说,大爹,就等同于大爷的意思。

说到韦其龙夫妇的感情,徐海峰的母亲高成兰最有发言权。“在村里一起住了几十年,从来没见他们俩吵过嘴;一般情况下,韦其龙都不让李桂兰干重活,去县城打工、在田里忙农活,大多是他一个人包办;在村里串门,两人基本上是一起去一起回,形影不离的样子。”

夫妻俩的感情,也从未因家里的变故而变质——他俩本来育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但儿子却在读高中的时候,在其中一个暑假前往离家不远的小河捕鱼而溺亡。

命运似乎总对韦其龙一家不公平。在23日阜宁遭受的龙卷风灾中,韦其龙夫妇的3岁外孙,也在紧邻的新涂村遇难。

韦其龙家门前散落的旧照片,有韦其龙年轻时的合照。

“早晓得那天我就该做午饭,留他们在我家吃。”李桂兰的外甥女张小英说。风灾当天,夫妇俩还到张小英家里玩了一上午,临近中午才说要回家做饭吃。“如果他们在我家,顶多受点皮外伤,应该不会被房梁砸中致死。”

不过,就像网友回复评论这张热门照片时说的那样,屋顶没了,房子塌了,但看到这对生死相依相爱的夫妇,会变得更加热爱生活,更加坚强。
  

责编:杨嵩孛 PN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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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人吃光一盆面 网友得知真相感动(图)
  

@中国新闻网:昨日,浙江丽水消防员们的朋友圈被一组照片刷屏,一位精瘦的小伙淡定地吃完了一盆方便面,连残汤都不放过。原来,消防员战士小卜和战友们连续工作两天两夜,食堂准备了泡面当夜宵。收拾完器材,小卜发现盆里还有很多泡面,于是拿双筷子包圆了。

网友“拥抱大自然”昨天@台州晚报晚报:在朋友圈看到一组照片,一位精瘦的消防队员淡定地面对一大脸盆方便面,以风卷残云之势吃完整盆泡面不说,连盆底的残汤都不放过,太能吃了吧!

记者核实

“拥抱大自然”看到的这组照片,这几天在市民的朋友圈刷屏,消防“泡面哥”成了新晋网红。

昨天,记者联系上了这位消防战士。“泡面哥”是黄岩消防的,叫卜文明,丽水人,2011年入伍,下士军衔。

“泡面哥”真人看上去比照片上还要精瘦,笑起来有点腼腆。原来,当前消防部门正在开展夏季消防检查活动,消防官兵每天从早到晚开展熟悉演练、防火协查、宣传提示等工作。

小卜是当值第一出动驾驶员,7月21日开始,3天连续出警24次,处置了多起抢险救援和火灾扑救任务。7月23日白天,小卜先后出警8次。当晚11点左右,消防大队接到报警称一厂房发生火灾,小卜他们立即出动,一直战斗到凌晨2点半才回到队里。连续忙碌了几天几夜,队员们都很累了,想早点休息,于是就让食堂煮了一大盆方便面,大家一人盛一碗,将就吃点算是夜宵了。

小卜是驾驶员,回到单位的第一件事是收拾消防车,对消防器材进行更换补充,恢复战备状态。等他收拾好后,战友们都已经吃完回去睡觉了。小卜看到盆里还有很多泡面,就拿了双筷子直接在脸盆里吃起来。正狼吞虎咽吃得欢时,被队里的宣传员小褚看到了,顺手拍了张照片。一不小心,小卜就这样成了“网红”。

“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吃泡面的。”小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正在吃晚饭时,接到出警任务,没吃几口饭就出门,回来又大半夜了,当晚实在是太饿了。

小卜告诉记者,消防战士每天要进行体能和技能训练,强度很大。出警的时候,如果是灭火,要穿30多斤重的战斗服。如果是抢险救援,要穿橙色救援服,虽然没有那么重,但这么热的天,出的汗都能结出盐花了。

虽然是驾驶员,但“泡面哥”平时也要参加训练。到火场后,寻找水源、铺设消防水管都是驾驶员的工作,还要协助灭火战斗员进行灭火。
  

责编:唐艺赫 PN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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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家伙减肥后 连爸妈都没认出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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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家伙减肥后 连爸妈都没认出是他
  导读:这段时期里,他减肥了20公斤,所以样子有点变化当这家伙减肥后,连自己爸妈都没认出来是他…
  

  名为Hadi Wibawa的网友是在伦敦读书的印尼人,因为各种原因,三年没有回过家当这家伙减肥后,连自己爸妈都没认出来是他… 这段时期里,他减肥了20公斤,所以样子有点变化当这家伙减肥后,连自己爸妈都没认出来是他… 不过大概发的照片少吧?所以家人对他的变化不是很了解。
  为此他决定回家给爸妈一个惊喜这是他和哥哥在一起然后哥哥开始跟爸妈联系,说要一起吃午饭然后Hadi的两位哥哥就到预定的位子上聊天,等爸妈来,而Hadi则坐在隔壁一张桌子爸妈来了点菜的时候,妈妈似乎发现什么,盯着隔壁的Hadi看她转头问大儿子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而爸爸的反应是这样的然后爸爸去洗手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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